2019/11/15 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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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2月29日 只差一步 愛滋感染者互捐器官最快1月開放
截至昨天,開放愛滋感染者互捐器官的3項修法已完成2項,離開放僅一步之遙,預計1月中旬,台灣將成為東亞第一個允許愛滋感染者互捐器官的國家,目前有5名感染者等待移植。
實際上,台灣早在2016年3月就開放病情控制良好的愛滋感染者,可以登錄為器官待移植者,接受一般人捐贈的器官,但國內器捐風氣尚未普及,能等到器官的愛滋感染者少之又少。
因此疾管署進一步修法鬆綁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,開放愛滋感染者互捐器官,今年5月間通過立法院三讀,但仍有待「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」及「捐贈者基準及待移植者之絕對與相對禁忌症、適應症與各器官疾病嚴重度分級表」修正後,才可上路。
衛福部昨天公告修正「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」,開放愛滋感染者捐贈心臟、肺臟、肝臟、腎臟、胰臟及小腸,正式將愛滋感染者納入器捐之列,距離開放僅一步之遙。
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受訪時表示,未來不論是要捐贈或受贈器官的愛滋感染者,都需符合4項條件,包括必須是通報的愛滋感染者,免疫淋巴球CD4數值大於200至少6個月,穩定接受雞尾酒療法且6個月內測量不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(HIV)病毒,沒有未受控制、潛在致命的伺機性感染或腫瘤。
莊人祥解釋,如果有民眾願意器捐,卻到最後關頭才被驗出是愛滋感染者,醫護人員無法確認感染者就醫及感染的狀況,也無法確保器官受贈者的成功率,將不會進行器捐程序。
每次提起愛滋感染者器捐議題,外界總擔心醫護人員在移植時不慎遭感染。莊人祥指出,由於捐贈者、受贈者都須遵照醫囑接受治療,且6個月內驗不到病毒,加上醫護人員本身就有預防感染的標準作業程序(SOP),也可接受預防性投藥,感染機率相當低,台灣也沒有出現過因職業而感染愛滋的病例。
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董事長李伯璋受訪時表示,根據統計,國內開放愛滋感染者接受器捐以來,已有2人完成器官移植,一人移植心臟、一人移植肝臟。
李伯璋說,目前仍有5名愛滋感染者等待器官移植,其中2人需移植肝臟、2人肺臟、1人眼角膜,但均未達6個月內測量不到HIV病毒的標準。
李伯璋指出,據了解「捐贈者基準及待移植者之絕對與相對禁忌症、適應症與各器官疾病嚴重度分級表」,已完成預告程序,預計1月上旬就能公告實施。
他也呼籲,捐贈器官的愛滋感染者病情既已控制得當,又長達6個月驗不到病毒,若是性命垂危、等待心臟移植救命的患者,願意接受愛滋感染者的心臟,也應考慮進一步放寬,有助挽救更多寶貴性命。

(中央社,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266/3565022

評析:
愛滋感染者的生存權戰爭
自1981年全球第一起愛滋感染者被發現後,除了預防感染、主動篩檢等宣導,最受社會大眾討論的,莫過於愛滋病感染者或病患的人權問題。早期人們對於愛滋病的瞭解尚不深,提到愛滋病便容易在大眾腦海中聯想到同性戀者、毒癮、性生活糜爛等印象,也因為這些錯誤認知形成的負面形象,造成了許多愛滋病感染者的悲劇;從臺灣田啟元美國雷恩懷特,社會大眾(早期甚至包含法治規範)多半傾向以「少數人的權益犧牲來換得大多數人的幸福」作為許多重要決策的核心,產生了許多因此喪失就學權利、工作權利甚至是生存權利的遺憾事件。
其中,關於愛滋病感染者的就醫權利更是如此。曾經有一名愛滋病感染者在就醫時,看診的中醫師在把脈之前,輕輕抽了一張衛生紙墊在他的手腕上,這個不可承受之輕卻重重地壓在他的內心,同時也顯現了人們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的歧視。而在器官移植的治療上,儘管沒有明確訂定排除愛滋病感染者,但仍有些國家的器官捐贈移植中心,會考慮將捐贈器官的效益提到最高,而傾向將壽命可能較短暫的愛滋病患者排除在受贈者之外。但其實自從雞尾酒療法問世後,愛滋病從駭人聽聞的世紀絕症,已然成為一種慢性傳染病,只要及早服用藥物,其壽命和普通人相差不遠,也因此讓醫學界開始接受讓愛滋病感染者成為器官的受贈者。
美國在2013年領先全球通過《愛滋病病毒器官政策公平法》(HIV Organ Policy Equity Act),也稱「希望法案」,開放病情控制良好的愛滋患者也能夠捐贈器官拯救他人,此例無疑對於愛滋病感染者是一大好事。如今,臺灣自2016年初次提及修改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後,截至2018年年底的兩項通過,已經又是兩年,其中,究竟又有多少愛滋病感染者在等待器官的同時,悄悄結束了一生呢?
 
自主篩檢、監控管理的配套措施不可少
根據聯合國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三條「人人有權享有生命、自由和人身安全。」又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參篇「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。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。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。」是故,所有人不論種族、階級、黨派、性別,都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利,即使是愛滋病感染者,也應享有就醫的基本保障。但同樣的,身為可能近距離接觸愛滋病感染者的醫護人員,也應享有確保降低感染可能性的權利,這代表著此條例通過並實施之前,相關配套措施的研擬便更加重要。
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在2013年愛滋病感染者器官捐贈開放之前,花了2年時間發展相關指導方針和監管機制,所以一直到2016年才核准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進行手術,其中也花費了至少3年的時光。臺灣在面對此議題時,更應小心謹慎地擬定相關措施,不論是本則新聞內提及的「捐贈或受贈器官的愛滋感染者」的基本條件,醫護人員的預防感染SOP是否全面,甚至是若能提高愛滋病感染高危險群的自主篩檢意願,以掌握更多的愛滋病感染者,這些都是應該再仔細斟酌、思量的部分,否則一番美意便失去了意義。

(主筆/郭芃彣,臺北市民生國中健康教育教師)
 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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